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动的BEPS双支柱方案,是百年国际税收规则体系的一次根本性重构。作为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参与国,中国长期实施的、以产业政策与区域发展为导向的税收优惠体系,如何与全球最低税制度相协调与衔接,已成为一个现实的议题。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谋划“十五五”发展蓝图的关键时期,双支柱规则作为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外部变量,其影响已超越单纯的税务技术层面,直接关涉“十五五”期间科技自立自强、区域协调发展、绿色转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核心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我们立足于专业税收视角,系统剖析双支柱方案的核心规则,全面评估其聚焦于适用全球最低税门槛的跨国企业对中国税收主权、优惠政策效能、宏观经济战略及微观企业行为的多维影响,进而提出一套涵盖国内立法、政策转型与国际协同的综合性应对方案,旨在为“十五五”及更长时期我国在全新全球税收范式下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兼具前瞻性与操作性的理论支撑与路径参考。
一、双支柱方案的核心规则解析与全球治理意义
支柱一的核心目标在于解决超大型跨国企业的利润重新分配问题;支柱二旨在设定全球最低税,解决大型跨国集团利用低税地转移利润和税收逐底竞争问题。二者共同构成了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的多边合作方案,以确保跨国集团在全球范围内承担与其经济实质相匹配的公平税负。
(一)
支柱一:金额A规则突破税收联结度与利润重新分配
支柱一的产生,直接回应了经济数字化背景下,市场管辖区用户与消费者参与价值创造,却无法依据现行国际税收规则获得相应征税权的制度性矛盾。支柱一主要由金额A、金额B和税收确定性三部分组成。其中,金额A作为支柱一的核心,旨在通过重新分配超大型跨国集团的全球利润征税权,以应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金额B致力于通过简化独立交易原则的应用,为跨国集团的基准营销与分销活动确定合理回报;税收确定性则通过强制性的有约束力争议预防与解决机制,规避金额A可能引发的双重征税问题。
金额A规则适用于全球合并营收超过200亿欧元且税前利润率高于10%的超大型跨国企业,但不包括采掘业及受监管的金融业。根据金额A多边公约,该营收门槛计划在规则生效七年后进行评估,若评估通过,则将降至100亿欧元,利润率门槛维持不变。对于适用范围内的企业,其“剩余利润”,即利润率超过10%的那部分,该利润的25%,将被确定为金额A,并依据预先商定的收入来源地规则,按各市场辖区的销售收入比例为权重进行分配。此举实质上创设了一项新的征税权,突破了传统国际税收中以物理性“常设机构”为征税联结点的根本原则。
举例说明:假设某跨国集团全球收入为300亿欧元,税前利润率15%,其剩余利润为300×(15%-10%)=15亿欧元。按25%比例计算,可供分配的金额A为3.75亿欧元。若该集团在X、Y、Z国的销售收入分别为150亿、90亿和60亿欧元,则三国可分别获得1.875亿、1.125亿和0.75亿欧元的金额A分配,并可按本国税率对此部分利润行使征税权。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规则目前尚未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现行可执行”的规定。支柱一(金额A)的生效,取决于《实施支柱一金额A的多边公约》能否获得足够数量国家的批准,目前该进程仍在推进中,目标生效时间已推迟至2025年且仍存不确定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支柱一多边公约的批准进程,尤其是美国等关键经济体的立场,是规则能否按预期生效并发挥效力的最大不确定因素。若主要经济体不加入,支柱一的实际应用范围和影响力将显著缩水。
(二)
支柱二:全球最低税规则体系及其适用顺序解析
支柱二由基于国内法实施的全球反税基侵蚀(GloBE)规则与基于双边税收协定的应予课税规则(STTR)共同构成,因此被广泛称为“全球最低税”。GloBE规则作为其主体,由相互关联的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QDMTT)、收入纳入规则(IIR)与低税支付规则(UTPR)组成,共同确保合并年收入达7.5亿欧元的跨国企业集团在各辖区的有效税率(ETR)不低于15%。STTR则允许来源国对支付给关联方的特定款项,如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进行有限征税,前提是收款方名义税率低于STTR设定的9%最低税率。
1、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QDMTT)
QDMTT是低税利润来源国基于国内法实施的补足税,其核心目标是确保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在某个辖区的ETR不低于15%。低税利润产生国可以通过实施QDMTT,优先对位于其境内的低税利润征收补足税,确保税款留存于本国。在来源国未实施QDMTT或征收不足的情况下,才会触发IIR或UTPR。
2、收入纳入规则(IIR)
根据OECD《GloBE规则立法模板》,IIR要求对跨国集团的“低税利润”征收补足税。在确定由哪个辖区行使征税权时,遵循“自上而下”的原则,即优先由最终母公司实体所在的辖区征收。判断控制链中哪个母公司实体拥有此项征税权的核心标准,在于其是否根据会计准则将低税成员实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如果一家中间母公司未将该低税实体纳入其合并财务报表,则根据“分散控股规则”,该中间母公司所在辖区不能行使优先征税权;此时,征税权将向控制链上游传递,由首个对低税实体进行会计合并的更上一级母公司实体所在辖区来征收补足税。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现行规定,低税实体所在国通过实施“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QDMTT)”拥有第一优先的征税权;在此之后,IIR才是跨国集团母公司所在国行使补税权的规则。
3、低税支付规则(UTPR)
作为IIR的补充,当低税实体的利润未因任何原因被母公司所在国通过IIR补税时,UTPR将启动。UTPR允许集团内其他成员实体所在国通过限制税款扣除或进行等额调整等方式,对该低税实体的利润征收补足税。
4、应予课税规则(STTR)
STTR是一项基于双边税收协定的防御性规则,其谈签对包容性框架成员构成了一定的法律制约。STTR赋予来源国有限的征税权,允许其对向关联方支付的特定款项征税,补征税额不超过协定STTR最低税率与款项实际适用税率之间的差额。
二、双支柱与中国税制的深度碰撞与影响评估
(一)
支柱一:中国作为市场国与居民国的双重角色博弈
1、作为主要市场国:可观的税收收益预期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是众多适用支柱一规则的跨国企业关键收入来源地。据OECD早期测算,支柱一规则预计将重新分配超过2000亿美元的利润征税权。规则的核心,是将全球收入超过200亿欧元且利润率高于10%的超大型跨国企业的部分“剩余利润”,重新分配给市场所在地辖区。因此,若规则生效,中国以市场国身份参与分配,将有望基于境内销售额获得可观的增量征税权,这实质上是国际税收体系对大型消费市场价值在税收层面的一次重要确认与货币化体现。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规则目前尚未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现行可执行”的规定。支柱一(金额A)的生效,取决于《实施支柱一金额A的多边公约》能否获得足够数量国家的批准,目前该进程仍在推进中,目标生效时间已推迟至2025年且仍存不确定性。
2、作为重要居民国:面临潜在税源流出的挑战
中国拥有多家比如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达到适用门槛的数字化企业。这些企业的海外利润将部分通过金额A分配给其他市场国,导致中国作为居民国的税收管辖权受到侵蚀,形成征税权的“双向流动”。这要求中国在享受市场国收益的同时,必须审慎评估其对本土领军企业全球竞争力与税收负担的潜在影响。
(二)
支柱二:对中国税收优惠体系的效能重估
支柱二的冲击更具颠覆性,主要针对全球合并收入达到7.5亿欧元门槛的跨国企业集团,使得中国以直接税率式优惠与间接税基式优惠相结合的税收调控体系面临严峻挑战。这恰与“十五五”规划预期中通过强化精准产业政策来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经济结构的战略方向形成深度交集与潜在冲突。其核心矛盾在于,我国为引导特定产业与区域发展而实施的税收激励措施,可能因导致辖区ETR低于15%而触发GloBE规则的补税机制,从而使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被部分乃至完全抵消。以下结合具体政策进行详细分析:
1、高新技术企业优惠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15%的法定税率恰好等于全球最低税率,看似安全。然而,ETR是基于实际缴纳的所得税额与GloBE税基之比。若一家适用支柱二规则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享受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其应纳税所得额将大幅降低,导致实际ETR很可能低于15%,从而成为IIR或UTPR的补税目标。因此,对跨国集团而言,该项税收优惠的“安全边际”极为脆弱,实际激励效果面临被侵蚀的税务风险。这直接对“十五五”期间巩固扩大高新技术产业优势、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构成了新的政策环境约束。
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2023年第7号公告规定,自2023年1月1日起,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实务中,一家盈利能力强、研发投入巨大的跨国企业,如芯片设计、生物制药公司等,即使适用25%的标准税率,在享受研发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后,其ETR也可能低于15%,使得这项激励创新的核心政策面临与支柱二产生直接冲突的高风险。
3、区域性优惠政策
以西部大开发为例,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20年第23号公告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类似,15%的法定税率在叠加研发加计、设备抵免等其他优惠后,对于达到门槛的跨国企业,其ETR极易跌破底线。这将削弱西部地区通过税收政策吸引产业转移的竞争力,对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共同富裕目标构成潜在挑战。这将迫使“十五五”时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必须更加倚重非税收的工具,对地方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4、特定行业与项目优惠
(1)三免三减半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规定,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可享受“三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在“三免”期间,属于跨国集团的项目公司理论上应纳税额为零,ETR为0,必然触发补税。这将抑制社会资本投资周期长、回报慢的重大基建与环保项目,与国家推动绿色发展与新基建的战略方向产生张力。这与“十五五”期间持续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大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的战略方向产生现实张力,亟待政策协同。
(2)专用设备投资额抵免所得税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规定,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符合《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其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作为直接的税额抵免,政策会有效减轻企业当期税负。对于适用支柱二的跨国集团,若ETR降至全球最低税率15%以下,即可能会触发补税机制,致使本国提供的税收激励效益被他国征税权所侵蚀。故而,政策鼓励设备升级的初衷与实效,在支柱二规则下面临新的挑战与不确定性。
5、系统性影响总结
支柱二如同一台“规则探照灯”,揭示了中国税收优惠政策对大型跨国企业可能产生的“叠加效应”。单个优惠政策或许风险可控,但多项优惠在同一个跨国企业或辖区叠加后产生的“超低ETR”,将有可能成为全球最低税的主要规制对象。这不仅关乎税收收入的再分配,更关乎产业政策、区域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当然,支柱二规则目前主要适用于年全球合并集团收入达到7.5亿欧元门槛的跨国企业集团。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即使享受了税收优惠导致ETR低于15%,也暂时不会受到支柱二的直接冲击。
三、社会经济与税收政策的深层互动与战略挑战
双支柱的影响远超税收技术层面,必将触及中国社会经济政策的核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其实质,是在“十五五”新发展阶段,对中国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平衡产业政策自主性与国际规则合规性的一次重大考验。
(一)
创新激励政策面临被“抵消”风险
国家将科技自立自强置于战略支撑地位,研发加计扣除与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是引导创新资源投入的核心工具。支柱二可能导致这些政策对大型跨国创新企业的激励效果被全球补税机制部分或全部抵消,形成政策投入与企业实际受益之间的价值缺口,干扰市场主体的创新决策,若应对不当,可能削弱“十五五”期间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影响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进程。
(二)
区域协调发展与税收政策工具的失灵
为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区域性税收优惠是重要的政策抓手。支柱二使低税率这一关键政策工具对吸引大型跨国投资的效力大打折扣,促使地方政府必须将竞争重心转向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更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和更高素质的劳动力等非税收举措,这对地方治理能力与财政可持续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三)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再平衡
1、对“引进来”的影响
外资企业在华享受的税收优惠,其实际收益可能因其母公司所在国实施IIR而被“收割”。中国作为投资东道国的传统税收优惠吸引力相对下降,必须依靠超大规模市场、稳定供应链、深化改革开放和制度型开放来吸引高质量外资。
2、对“走出去”的影响
中国作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实施IIR将有权对中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低税利润征税。这要求企业重新审视其全球架构,将利润配置与实质性运营紧密挂钩,推动对外投资从税收导向向价值与市场导向转型,此过程虽符合构建高水平开放新体制的方向,但过程充满挑战。
四、中国的战略应对与系统性税制改革路径
面对这一范式变革,中国需采取一套兼具战术适应性与战略前瞻性的组合拳,主动适应并引领这场百年变局,将外部规则挑战有机融入“十五五”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框架,将其从外部挑战转化为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契机。
(一)
掌握规则制定与执行的主动权
关注全球各国对于“双支柱”方案的接受度,结合中国自身的独特状况,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方案,并在OECD层面引导促成对自身有利的规则,评估国内外状况变化的影响,来确定实施全球最低税的适当时机和适当方式。
1、优先推进国内立法转化
尽快研究并将GloBE规则转化为国内法,重点是率先落地IIR,确立中国作为众多跨国企业最终母公司所在国的优先补税权,主动捍卫国家税基。立法的关键细节应包括,明确GloBE所得与涵盖税款的调整计算规则、QDMTT与IIR的征管协调机制,以及针对政府补贴等非税收入的定性处理,为UTPR的未来实施做好法律与技术准备。
2、审慎推行合格本地最低补足税
GloBE规则规定,来源国可以通过与GloBE规则完全兼容的本地最低税,优先对境内的低税利润征收QDMTT。对中国而言,针对那些因享受国内税收优惠而导致ETR低于15%的利润开征QDMTT,具有关键意义。首先,将补税权保留在中国境内,增加本国财政收入,避免税款被其他国家通过IIR或UTPR征走。其次,保障产业政策效力的内部化,即使企业被征了QDMTT,其总体税负仍为15%,但税款是交给中国政府,可用于继续支持科技创新和区域发展,形成财政资金的内部循环,实质上是对原有优惠政策的一种形式转换与效力保全。
3、积极开展国际协调与规则塑造
在OECD包容性框架内,应联合其他理念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积极争取对特定经济活动的优惠给予更宽松的处理。例如,可为符合条件的基础研发支出创设税收优惠规则,允许其在实际ETR计算中被视为已达到最低税负水平,或为“绿色技术”投资提供更长的过渡期,为国内关键领域的政策转型争取战略缓冲期。
(二)
构建与高质量发展适配的现代税制
“十五五”规划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制度型开放提出了明确要求。与之相应,税制改革必须迈向更高层次的现代化。
1、推动税收优惠从普惠引导向精准赋能转型
(1)完善税收抵免制度
探索引入与支柱二更兼容、可退还的或可结转的研发税收抵免办法。这对于初创期可能没有足额应纳税额的高科技企业尤为重要,能确保其在亏损阶段也能享受到政策红利,且更利于保持合理的ETR。此类与支柱二更兼容的工具,能为“十五五”期间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更精准、可持续的激励。
(2)强化政府直接资助与基金引导
大幅增加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财政专项资金、政府引导基金投入。这种事前扶持不直接影响企业ETR,激励效果更为直接,且更能体现国家战略意图。以财政补贴来替代会导致ETR降低的税收优惠政策,将通过QDMTT对范围内跨国企业多收取的税款转化为吸引投资的财政补贴。这种不直接影响ETR的扶持方式,更加符合“十五五”期间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行超前布局的需要。
(3)优化整合现有间接优惠
在保留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同时,可考虑设置基于研发强度的分档超额加计扣除制度。例如,对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越高的企业,适用更高比例的加计扣除,从而更精准地激励持续创新的主体,以平衡创新激励与ETR管理,并审慎评估其对跨国企业ETR的潜在影响。
(4)充分利用基于实质的收入排除机制
未来的区域性政策设计,应将税收优惠与薪酬成本和有形资产投资深度绑定。例如,可将税收优惠额度与企业在当地创造的高质量就业岗位的薪酬总额或先进设备投资额挂钩,这不仅能有效运用实质收入排除机制(SBIE)规则,更是推动“十五五”期间产业从“注册型”向“实体型”、从“规模扩张”向“价值提升”转型的内在要求。
(5)调整税收优惠结构
需要调整国内各类税收优惠结构,将影响ETR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适当减少,适当增加流转税的减免税优惠和适当降低流转税税率。通过适度减轻流转税负担,继续发挥税收优惠对招商引资的鼓励作用。
2、构建以一流营商环境为核心的制度优势
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以一流营商环境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优势。未来的竞争将更多取决于产业链的完备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高素质人才的集聚以及数据要素市场的成熟度。应着力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以稳定、透明、可预期的非税收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并留住优质资本与高端人才。
五、相关企业的税收影响与合规建议
(一)
大型跨国中资企业的应对之策
1、开展全面健康检查与影响评估
相关企业应建立全球辖区ETR实时监控模型,全面识别集团内可能产生补税风险的低税实体与高危辖区。此项工作应成立由财务、法务、IT和业务部门组成的跨职能工作组共同完成,并可考虑引入GloBE规则下的国别报告自动化工具以提升评估效率与准确性。
2、战略性重构全球价值链与控股架构
企业需要重新评估在无实质运营的低税区设立中间控股公司的必要性。将利润配置与核心价值创造活动即研发、制造、营销、管理决策所在地对齐,推动全球架构从税务驱动向业务实质驱动的根本性转变。在此过程中,企业可以充分运用支柱二规则中的SBIE条款,将利润配置与真实雇员成本和有形资产折旧等实质性因素紧密关联。
3、全面升级税务合规、数据管理与IT系统
GloBE规则对数据信息、业务处理能力及披露标准要求极高。企业需规划并升级ERP和税务管理系统,核心是解决数据一致性问题,确保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并标记财务会计与税务核算之间的永久性及暂时性差异,从而建立按辖区归集财务、税务及运营数据的能力,以应对复杂的ETR计算和国别报告等国际规则要求。
4、审慎规划未来投资与优惠政策申请
在新项目可行性研究和税收优惠政策申请时,企业应当将全球最低税作为关键变量进行量化分析。企业应建立税前优惠与税后净收益的对比模型,分析在享受某项税收优惠后可能引发的全球补足税成本,从而准确评估各项优惠的实际净收益,并充分考虑QDMTT带来的潜在影响。
(二)
在华跨国企业的风险与合规建议
1、重新评估在华运营模式与控股架构
跨国企业需要审视在华子公司、分公司等架构形式,分析其可能面临的UTPR风险。UTPR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在华实体:一是作为低税支付方,其向低税辖区关联方的付款可能被限制扣除;二是作为集团成员,可能需要承担集团整体在其他辖区的低税利润份额。建议相关企业进行UTPR影响的税务分析,还应评估中国未来QDMTT政策的潜在影响。
2、加强集团内部沟通与数据报送流程
企业应当主动、准确、及时地向集团全球税务团队提供中国实体的详细财务、税务及运营数据,涵盖经调整的财务会计利润、企业所得税申报数据、享受的税收优惠明细及政策依据等,确保集团GloBE合规申报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3、密切关注中国IIR与QDMTT立法动态
企业需要积极跟踪中国关于支柱二的立法进程,一旦中国开征QDMTT,在华实体的利润将优先在中国境内完成补税。相关企业需提前进行税务自查、资金规划和架构评估,将此类潜在成本纳入现金流预测,以主动应对未来的补税义务和税务风险。
(三)
中小企业的间接影响与关注重点
1、短期内直接影响有限
当前双支柱的高门槛使其直接影响集中于少数大型跨国集团。中小企业可借此窗口期,借鉴并优化自身财税管理流程,提升财税管理的规范性与透明度。
2、关注间接影响与长远趋势
作为大型企业的供应商、客户或合作伙伴,中小企业可能间接感受到其因合规和架构调整带来的商业行为变化与成本传导。中小企业应特别关注:一是供应链风险,核心客户可能为满足其GloBE合规而要求上游企业提供更详尽的财税数据;二是融资影响,投资者可能出于自身合规需求,对被投企业提出新的信息要求;三是政策红利,应密切关注国家为应对双支柱可能推出的、与之兼容的新型扶持政策。因此,中小企业应密切关注中国税制改革的宏观方向,适时调整自身的长期财税管理与创新战略,主动顺应国家政策导向。
六、结束语
国际税收双支柱方案的落地与实施,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全球性税制变迁,标志着国际税收治理从单边主义向多边协调的深刻转向。对于行进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而言,这既是对现有治理体系的一次强制性“外部审计”,也是倒逼税制现代化、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历史性契机。展望“十五五”,主动谋划并成功应对全球税收治理的深刻变革,绝非被动的合规之举,而是关乎我国能否在新发展阶段有效维护财政主权、保障产业政策空间、并将国际规则影响力转化为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议题。
中国的成功应对,关键在于实现三重超越。一是超越纯技术性遵从,从国家战略高度理解、运用并主动塑造规则;二是超越短期的税收竞争思维,转向构建长期、稳固、基于制度与市场的创新型竞争优势;三是超越政策的孤立主义,在全球税收治理体系中扮演更积极、更富建设性的“引领者”角色之一。通过前瞻性的立法布局、结构性的政策优化与系统性的能力建设,中国完全有能力将这场全球税收规则的挑战,转化为优化自身经济结构、巩固创新动能、保障“十五五”战略目标顺利实现、引领未来全球治理变革的强大驱动力,最终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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