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企业常设机构涉税风险解析与合规路径探析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深化及全球产业链布局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迈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然而,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常设机构(Permanent Establishment,PE)所带来的税务风险,已成为一项复杂且不可忽视的现实挑战。常设机构原则是国际税收协定中划分跨国经营利润征税权的核心规则,指企业通过固定营业场所或非独立代理人在他国开展营业活动时,需就该部分所得向当地缴税的原则。

在BEPS(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与数字经济迅速崛起的双重背景下,全球税收治理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上以物理存在为主要特征的常设机构判定标准,正面临巨大挑战。各国税务机关不断强化对跨境交易的税收监管,作为来源国行使征税权的重要“连接点”,常设机构的认定标准、利润归属机制及合规要求日趋复杂和严格。

实践中,由于对投资目标国税收法规和双边税收协定理解不透彻,以及集团内部跨境管理架构和业务流程设置不合理,许多“走出去”企业往往在未充分意识的情况下已构成常设机构,从而面临补缴巨额税款、滞纳金与罚款的风险,甚至引发双重征税,严重侵蚀企业跨国经营的实际收益。因此,系统识别和管控常设机构相关涉税风险,并构建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对“走出去”企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下文将围绕该主题展开深入剖析。

“走出去”企业常设机构涉税风险解析与合规路径探析

一、常设机构的判定与税务合规挑战

(一)

常设机构的分类判定

常设机构根据其形态与运作模式,通常可分为四类,分别对应不同的业务场景和税务处理规则。实践中,由于不同类型常设机构的判定标准存在交叉和模糊地带,企业在合规实践中面临较大挑战。准确识别是否构成常设机构,是应对税务风险的基础前提。

1


固定场所型常设机构


固定场所型常设机构作为最传统的形式,通常指企业在另一国设立的办公室、厂房、仓库、门店及研发设施等,这些场所直接用于其全部或部分业务运营。构成固定场所型常设机构需满足三个基本要素:固定性、营业性及持续性。固定性要求企业使用的营业场所在地理位置上相对固定,并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形成持续关联;营业性要求企业通过该场所从事的是营业性质的活动,而不是非营业性质的活动;持续性则要求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持续开展的特点,而非偶发交易。

在实践中,某些特定类型的场所是否构成常设机构往往存在争议。例如:仓库若仅用于储存、陈列或交付本企业货物,通常不构成常设机构,但若同时承担订单处理、销售谈判、售后服务等职能,则很可能被认定为常设机构;采购办公室若仅为母公司采购货物或收集商情信息的办公室,一般不构成常设机构,但若参与合同谈判、确定供货条款等实质性经营活动,则可能改变其“准备性或辅助性”的性质,触发常设机构风险;Home Office(居家办公室)在疫情后远程办公普及的背景下尤其值得关注。根据2025年OECD发布的最新分析框架,判断居家办公室是否构成常设机构,不能简单依赖“公司支配”这一传统概念,而需运用“50%工作时间”的量化阈值与“商业原因”测试进行综合评估。若员工长期在住所进行核心业务活动,且该安排主要出于企业业务需要而非个人便利,则被认定的风险显著增加。综上,判断是否构成固定场所型常设机构,需综合考量场所性质、存续时间与业务实质,核心在于识别其是否实质性参与企业的营利活动。随着商业模式的演变,具体应用可能需结合税收协定条款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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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型常设机构


工程型常设机构是指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引发的常设机构。根据OECD税收协定范本,此类工程涵盖建筑物、道路、管道铺设及挖掘等多种类型,而安装工程也不限于建筑工程中涉及的安装活动,还包括在建筑物内部或室外安装新设备的活动。对于建筑、安装及工程类项目,若其持续时间超出了税收协定所规定的期限,则该项目即被视为构成常设机构。中国已与上百个国家(地区)签订双边税收协定,通常约定以工程连续持续时间作为判定标准。大多数国家的协定约定的期限为6个月(或183天),例如中国与新加坡的税收协定规定,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仅以该工地、工程或活动连续6个月以上的为限,构成常设机构。而根据中意税收协定,此类工程的持续时间标准调整为12个月,也有的期限更长。“走出去”建筑企业可以充分运用双边税收协定中最长期限的优惠期保护。需特别注意的是,在联合投标或分包模式下,相关工期通常合并计算。OECD税收协定注释及多数双边协定均规定,分包商在工地的施工时间应计入总包商的工程期间。计算起止日期一般自准备工作开始至项目全部交付为止,且非施工性质的前期活动(如商务谈判)不计入。因故中途停顿作业项目,如设备、材料未运到或季节气候等原因中途停顿作业,但工程作业项目并未终止或结束,人员和设备物资等也未全部撤出,停工期间一般不予扣除。但在遭遇地震、疫情等特大不可抗力时,企业可尝试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豁免该段期间。

“走出去”企业应根据境外工程项目的具体性质和需要,审慎评估项目实施需要的时间,并根据工作进度合理安排和管理中方外派人员在境外项目所在国的驻留时间和次数,同时还应设立相关关键风险指标,建立相关资料文档,完整记录和掌握外派人员的行踪情况。及时收集和保存与境外项目相关的资料,以便后续可以向税务机关充分举证和证明,进而才有可能享受双边税收协定下不构成常设机构的免税优惠待遇。

3


服务型常设机构


非居民企业即便无实体机构,若派遣员工赴当地提供服务超过一定时间限制(如12个月内累计超过183天),仍可被视为在当地设有常设机构。例如中意税收协定规定,企业通过雇员或雇用的其他人员提供劳务,包括咨询劳务,该性质的活动(为同一项目或相关联的项目)在缔约国一方任何12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的构成常设机构。在判定服务型常设机构时,需特别注意《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UN范本)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税收协定范本》(OECD范本)之间的核心差异。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中国与不同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可能分别参考了不同范本,导致具体规则存在差异。UN范本在2017年修订后,已删除“同一或相关联项目”这一限制条件,这意味着不同项目下的劳务时间可能被合并计算,从而更容易触发常设机构认定。而OECD范本虽在正文中保留“同一或相关联项目”的表述,但其注释中引入了更为严格的“选择性条款”,供各国在谈判协定时参考使用,进一步增强了规则适用的灵活性。

在数字经济与新工作模式下,服务型常设机构的判定面临新挑战:技术人员往返在途时间是否计入183天,各国执行口径不一;企业通过轮换不同人员参与同一项目,可能被税务机关合并计算工作时长;员工在境内通过远程方式为境外项目提供支持,是否构成常设机构尚处规则模糊地带。这些挑战在UN范本和OECD范本的不同框架下,可能引发不同的解释与执行结果。

此外,不同国家(地区)在常设机构条款的解释与执行上也有所差别。例如A公司向B公司和C公司提供销售设备并外派技术人员提供相关的安装咨询服务,且服务时长均超过了各自税收协定中规定的常设机构时限,但由于两个协定所涉条款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税收结果。C国的税收协定议定书中提供了豁免构成常设机构的条款,即与销售或出租设备相关的咨询劳务不视为常设机构。因此,我们在判定是否构成常设机构,除特别关注常设机构的时限要求外,还应尤其关注是否存在豁免条款。企业在制定服务计划时,应根据所在国的本国政策、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条款以及议定书,合理安排人员在境外的停留时间,妥善保存出入境记录、工作日志及财务凭证。

4


代理型常设机构


非居民企业通过在当地的代表或代理人反复、持续地开展签约、收款或项目执行等活动,即便未设固定场所,仍可能被认定为构成代理型常设机构。判断标准通常包括:代理人是否有代表中国企业签署合同的权利;是否重复性、独占性地为中国企业提供销售、技术服务;是否由中国企业实质控制、设立、主导运营。“独立代理人”通常不会构成代理型常设机构,其应具备法律与经济上的独立性,按市场原则开展业务。代理型常设机构的判定规则,在BEPS第7项行动计划及随后的2017年OECD与UN税收协定范本修订中发生了一些转变,从过去偏重法律形式,转向更强调经济实质的分析。具体而言,修订大幅扩展了构成“非独立代理人”的范围:即使代理人以自身名义行事,若是其在合同谈判中惯常发挥核心作用,或经常主导商定合同关键条款,且合同最终未经实质性修改而被接受,即可能被视为常设机构。这一变化将以自身名义销售企业产品的“佣金代理人”纳入了潜在构成常设机构的范围。

与此同时,“独立代理人”的豁免范围被显著缩小。即使代理人在法律上独立,若其在商业和财务上受被代理企业深度控制,或几乎专门为该企业服务,则仍可能被认定为非独立代理人,无法获得豁免。因此,企业在应对代理型常设机构风险时,需采取实质重于形式的策略。在准备合规资料时,应系统性地提供证据链,以证明代理人的真实独立性。这包括证明代理人在定价、谈判和承担市场风险方面拥有自主权;其服务多个不同企业的业务记录;以及其拥有独立的专业团队、办公场所、资产,并独立承担运营成本和风险;能支持这些实质性主张的合同及财务凭证等法律文件,有效应对修订后规则进行的审查。

(二)

数字经济与BEPS背景下常设机构规则的新发展

随着全球税收环境的演变,常设机构规则也在经历重大变革,这对“走出去”企业的税务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1


BEPS行动计划7与防止人为规避常设机构


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使跨国企业利用拆分行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更为容易,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BEPS问题。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这些传统认定标准的要求和立场不能完全适用于跨国企业的业务模式,违背税收协定对于常设机构条款设置的初衷。

BEPS行动计划是由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背书、并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进的国际税改项目,是G20框架下各国(地区)携手打击国际逃避税,共同建立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国际税收规则体系和征管合作机制的重要举措。BEPS第7项行动计划《防止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旨在通过修改税收协定条款,防止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的情况。主要修改内容包括:

①佣金代理人条款的扩张:通过“密切关联企业”规则,将特定条件下关联企业的活动纳入常设机构判定考量。

②拆分合同反避税规则:针对企业将整体合同拆分为多个短期合同以规避时间阈值的行为,税务机关有权将关联合同合并计算持续时间。

③特定活动豁免条件的收紧:以往享受豁免的特定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若构成企业整体业务的核心组成部分,或将不再享受豁免。

为促进各国(地区)在其税收协定体系中落实BEPS行动计划各项成果,OECD、G20于2016年年底推出《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以下简称“《BEPS多边公约》”),旨在建立有效机制,以同步、高效地在现有税收协定网络中达成共识性修改,而无须逐一开展双边谈判修订税收协定,使BEPS各项行动计划成果尽快在《BEPS多边公约》缔结方落地实施。

2


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与“虚拟常设机构”的讨论


传统认定标准要求物理存在,但数字经济时代面临联结度规则失效的挑战。在电子商务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店、办公室不见了,代之以虚拟商店、虚拟办公室。再例如电子商务,企业要开展电子商务,首先必须建立自己的网站,网站是由软件和大量的信息构成的,软件和信息是无形的,所以网站本身不能构成常设机构。但网站的物理依托是服务器,服务器是硬件,是有形的,它具备了构成常设机构的物理条件。OECD范本第五条注释的第十款已经承认自动化机器可以构成常设机构,因此人的参与已不成为构成常设机构的必备条件。

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与后疫情时代远程办公的常态化,国际税收规则持续演进。2025年11月,OECD发布了《税收协定范本》的最新更新,对第5条常设机构注释进行了关键修订,首次系统性地明确了居家办公等情形构成“固定场所型常设机构”的分析框架。首先,进行定量筛查:若员工在特定地点(如其住所)的工作时间在任一12个月内不足其总工作时间的50%,则该场所通常不构成常设机构。其次,若超过该阈值,则进入“商业理由”测试这一定性核心:关键是企业是否因实质性业务需要(如要求员工定期接触当地客户、提供需现场完成的服务)而要求或受益于员工在该地工作。反之,若安排仅出于员工个人便利或企业仅为节省成本,则不被视为具备商业理由。这标志着常设机构概念为适应工作模式变革而进行的重大调整。

数字经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形态,为防止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各国(地区)对“常设机构”的监管也日趋严格。2021年10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36个包容性框架成员签署《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的声明》,同意统一推行“双支柱”国际税改方案,即BEPS2.0方案。“双支柱”方案突破了传统常设机构物理存在的限制,允许市场国对大型跨国企业的部分利润征税,即使企业在该国没有物理存在。

(三)

妥善应对争议

对于“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在境外从事经营活动时,判断是否构成常设机构,并因此需要在东道国缴税,通常需要同时考虑中国与东道国签订的税收协定和东道国的国内税法。也就是说,税收协定通常优先适用,但它设定的是一种最低标准,如果东道国国内税法规定了更严格或更宽泛的认定标准,则可能按照国内税法执行。建议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和运营前,应充分研究东道国国内税法以及相关税收协定,同时可以借助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等税收政策以及第三方专业机构的研究报告。如果与东道国税务机关在常设机构认定上发生争议,可以通过中国税务机关启动“相互协商程序”(MAP)来维护自身权益。

“走出去”企业常设机构涉税风险解析与合规路径探析

二、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及费用分摊

一旦构成常设机构,如何准确归属和核算其利润成为企业面临的又一难题。对于“走出去”企业而言,准确地将利润归属于境外的常设机构,是合规纳税和规避双重征税风险的核心环节。

(一)

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

1


利润归属原则与独立企业原则


根据国际税收协定的规定,一旦构成常设机构,相关国家有权就该机构“可归属的利润”(Attributable Profits)征收企业所得税。这类利润通常包括:由常设机构直接签约或开展的业务收入;因服务持续超时而形成的劳务收入;与该常设机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经营利润等。税务机关通常会参考功能-风险-资产(FAR)分析方法,重新划分收入归属,甚至对利润分配结构进行转让定价调整。


利润归属原则

利润归属原则指的是,缔约国另一方对缔约国一方企业在其境内设立或构成的常设机构进行征税时,应仅以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不仅包括该常设机构取得的来源于其所在国家的利润,还包括其在该国境外取得的与其有实际联系的各类所得,包括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等。这里所说的实际联系一般是指对股份、债权、知识产权等具有直接拥有关系或实际经营管理关系。


独立企业原则

独立企业原则,即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将其视作一个独立、分设的实体,并在综合分析其所承担的职能、风险以及所需资产的基础上,确定其应该分得的利润。常设机构与总机构或其他常设机构以及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均应按照独立企业原则,以公平交易价格为依据计算常设机构的利润。在确定常设机构利润适用的独立企业原则,与关联企业之间进行转让定价调整时适用的独立企业原则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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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核算方法


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主要有两种方法:


据实核算

这是最基本的方法,即根据常设机构完整的会计账目,准确计算其真实的利润和亏损。这通常要求常设机构有健全的财务核算体系。


公式分配法

当常设机构的账目不清,或据实计算成本过高、过于繁琐时,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方法。即依据一定的公式,如按资产、营业额、职工人数等因素将企业的总利润分配给常设机构。需要注意的是,采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必须与独立企业原则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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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OR常设机构?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规定,中国居民企业就全球所得纳税,但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前,各国税务机关在贯彻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原则、推进跨境税收协定履约的背景下,已显著加强对跨境架构中“实质运营”与“穿透管理”的审查。在此趋势下,如果境外子公司的运营缺乏独立性,例如,重要合同由国内母公司签署、业务和财务被国内实质控制,该子公司可能被东道国认定为母公司的PE,导致母公司需要在东道国为归属于该PE的利润补缴税款,从而导致双重征税。此外,PE的利润可能不仅限于子公司的账面利润,还包括母公司通过该PE活动获得的其他利润,利润归属范围扩大,抵免境外所得后需要补缴的税款增加,从而面临额外纳税义务及税收重构的风险。

确保子公司具有经济实质,避免子公司被认定为PE的关键是保持其独立性,包括:子公司拥有自己的员工、财务和决策权;合同以子公司名义签署;与母公司的交易符合独立企业原则等。如果存在PE风险,母公司应提前评估境外税收抵免情况,确保在中国能充分抵免境外已纳税额。

(二)

常设机构的费用分摊

集团总部为常设机构提供服务而产生的费用,以及集团内部的共同成本,如何合理分摊至常设机构,是利润归属中的另一难题。分摊基准的选择,收入比例、资产比例、工时比例等合理性证明至关重要。若费用分摊不合理,不仅会导致常设机构利润计算不准确,还可能引发东道国税务机关关于资本弱化规则在PE层面的适用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某外国公司A在芬兰设立常设机构B,并以B的名义收购了芬兰居民企业C公司股份。A将收购的C公司股份和相关贷款分配给B,由B支付贷款利息,并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对该利息税前扣除。芬兰税务机关对上述债务转移安排(debt push-down arrangement)的合理性提出置疑,芬兰税务局认为,从常设机构的功能、资产和风险来看,由B持有C公司股份并承担收购贷款利息与常设机构的业务无关,因此不能将该股份和相关贷款分配给B机构,B也不能对贷款利息进行税前扣除。税企双方意见不能调和,诉至芬兰最高行政法院。

最终,芬兰最高行政法院支持了芬兰税务局的主张。法院认为,B仅承担非常有限的功能,员工很少,没有证据表明B拥有与C公司股份相关的控制权,B的人员也没有从事与拥有C股份相关的关键职能。此外,B从C公司获得的股息实质上并未分配给B,而是立即转移到A公司。法院认为C公司的股息并未用于B的经营业务,以B的名义进行收购的涉税结果之所以与子公司不同,是因为A公司将C公司股份、贷款和利息分配给B是人为安排,不具有合理性。

也就是说,总机构向常设机构分摊的费用必须是因常设机构而发生,即有常设机构受益的情形存在,并且分摊比例应在合理范围内。当然从上述案例来看, 非居民企业将其收购的子公司股份和相关贷款利息分配给常设机构并非绝对不可行,但要安排好常设机构的功能、人员、资产和风险等要素,防范反避税调查风险。

“走出去”企业常设机构涉税风险解析与合规路径探析

三、常设机构其他涉税问题

(一)

可能会被追征以前年度税款

常设机构的认定通常具有追溯效力,尤其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下,税务机关通常有权重新审视近几年内企业的合同、交易、项目安排,要求补缴企业所得税,计收滞纳金。与此同时,一旦被认定为常设机构,不仅意味着企业的纳税责任将发生变化,还可能引起外资或境外监管机构的重点审查,影响企业信用评级、融资能力、对外合作机会等。

(二)

部分协定的税收优惠无法享受

一旦被认定为常设机构,企业需就归属于该机构的利润在所在国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企业可能无法继续享受某些税收协定优惠,例如中意税收协定中对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优惠减免。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反税收协定滥用的核心工具,“主要目的测试”(Principal Purpose Test, PPT))条款已被普遍纳入近年新签或修订的税收协定。该条款规定,如果一项安排或交易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获取税收协定优惠,那么除非能证明在此情况下给予该优惠符合协定的宗旨和目的,否则不得享受协定优惠。如果企业刻意规避构成常设机构,但在实质上又在当地开展了实质性经营活动,就可能触发此项条款,导致无法享受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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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展望

(一)

构建专业化的税务管理团队

常设机构风险是“走出去”企业必须直面和系统管理的税务挑战。随着BEPS计划的深入推进和数字经济带来的规则重构,以及未来“双支柱”方案的实施,各国税务机关对常设机构的监管将日趋严格,国际税收透明度也将不断提高。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税收环境中,“走出去”企业应当从集团全球税务管理的高度,构建专业化的税务管理团队,系统规划和有效管理常设机构等方面的涉税风险。

(二)

及时申请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以下简称“《税收居民证明》”)是纳税人在境外使用的证明其中国税收居民身份的重要文件,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中国居民的“税收护照”。《税收居民证明》最主要的应用场景是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目前中国签署的税收协定网络已经覆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网络规模居世界前列。如果中国企业在境外构成常设机构,其利润可能在东道国纳税。一份有效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是“走出去”企业在对方国家申报并证明其利润应按协定规定归属和纳税的基础,并可能在此过程中申请其他优惠,降低跨境税务成本。

建议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重视并主动申请该证明。目前,申请流程已实现线上化,可通过电子税务局等便捷渠道办理。同时,若企业在东道国就常设机构利润归属、税率适用等事项与当地税务机关发生争议,可凭借《税收居民证明》及相关材料,通过中国主管税务机关启动税收协定下的“相互协商程序”(MAP),寻求双边磋商解决,以有效维护自身税收权益。

(三)

充分运用《“走出去”税收指引》等政策工具

2024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走出去”税收指引》(2024年修订版)(以下简称“《指引》”)。新版《指引》作为国家税务总局“税路通”跨境服务品牌下重要的知识产品之一,聚焦“走出去”纳税人关切和需求,及时对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之间税收政策及税收协定进行更新补充,为我国“走出去”纳税人提供涉税政策、管理、服务内容索引与辅导,进一步帮助中国企业享受国与国之间税收协定待遇、确保协定中赋予的权益得到实现,同时帮助纳税人在海外有效规避税收风险。“走出去”企业可充分运用《“走出去”税收指引》等政策工具,主动适应国内外税收环境新变化,积极面对税务风险挑战,保障企业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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